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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2016文物返還論壇文字稿(一)

台大原民中心於10月22日舉辦了「誰的文物?文物返還要不要?原住民族文物、原民社群與博物館的三方關係」公共論壇,邀請到不同領域的學者/實務工作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一同討論文物返還以及原住民族文物、原民社群與博物館的三方關係等議題。由於社會大眾對相關議題有許多想像,論壇後續也帶起一些討論,所以我們在公開論壇錄影之餘,也謄錄了所有的發言內容,並增加一些補充說明,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此論壇的內涵,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可能努力的方向。

公共論壇文字稿預計依三個場次,「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與「綜合座談:原住民族文物、原民社群與博物館的三方關係」,分三次刊出。稿件內容已由各與談人校對、補充過,不一定與現場的發言內容完全相同,特此聲明。點此見第二場第三場的文字稿。

第一場的主題為「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邀請到文化部文化資源司陳登欽司長擔任主持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嵩山教授、鄭天財立法委員、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士學位學程蔡志偉副教授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李子寧副研究員擔任與談人。

 

 

主辦單位開場 / 童元昭主任 (台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的研討會。我們今天以文物返還的角度來討論原住民族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研討會現在正式開始。歡迎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老師為我們開場先講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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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 孫大川副院長 (監察院)

大家好,我以為是九點開始,耽誤了一些時間,所以我長話短說。我以前每次看張光直也好,或是一些研究古代、部落民族的物質文化的研究,感觸都很深。因為這些東西經過一些解釋後,對一個沒有依賴文字的民族,可以給出非常非常多的想像,甚至可以重建自己民族的歷史與經驗。其實對於原住民最痛苦的一件事,是我們過去不太依賴文字,所以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失落了對自己的了解,或是和外界、世界溝通的一點工具。最近這幾十年來,很多的原住民朋友,年輕的一輩,能夠操作比較精準的中文,我們也在努力找回自己的母語。所以對於過去,我們所掌握的東西,透過語言學的研究或是其他各個方面,多多少少,我們也逐漸找回一些自己的歷史與記憶。這是令人高興的事。

文物的這個部分,大家最近也非常關心。我覺得有很多的文物如果能夠成為公共財,並且在過程中釐清文物的來源與流浪的歷史,重建原住民過去瓦解的文化,還有散落的記憶,會是語言與文字的研究外的一個蠻重要的途徑。特別是這些文物,可能比我們用嘴巴說或用文字寫,牽涉的時間更長更遠,而我們可以從古器物裡看到。

關鍵不只是這些文物如何歸還或是該不該,這個當然要作一些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對這些事情的研究。依我自己的了解,好像物質文化在台灣所發展的研究不多。我看到大陸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對於物質文化與藝術史結合,甚至推測文物背後的神話傳說、傳統儀式與意義脈絡,研究非常的豐富。可能將來在器物研究的部分,希望能鼓勵更多人投入,特別是讓我們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學者,能夠透過對文物的了解,當成另一個線索,把原住民文化的版圖拼湊完整。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的。

那麼還有另外一件事。原住民文物的流散,不只是在學校和博物館,有更多的是在私人收藏上。這些私人蒐藏有些有作圖錄,有公開,但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不是如此,有太多被隱藏、忽略掉,不變成公共財的。我們希望呼籲收藏的老前輩們能慷慨地為這些文物做好記錄,讓更多的人來公開去了解、運用,原住民文化的長久發展,才會有更穩的基礎。祝研討會順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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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致詞 / 童元昭主任

今天這個會議是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年度公共論壇,今年是第三年度舉辦這樣以公共議題為主的論壇。我們今年以文物返還來談這個主題,不只是單純的談博物館而已,而是希望以一個角度,能碰觸到隱藏在後面,但大家需要來討論的角度,來談人類學、原住民族、博物館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上半年已經舉辦了四場演講。我非常感謝台博館李子寧先生。他是我們演講系列的第一場演講者,讓我對這個題目有更深的認識,所以我們決定共同舉辦這場研討會。我之前和李子寧先生有一些些的接觸,因為以台大來講,台大和台博都參與過當時國科會下面的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所產生的東西,我個人非常願意且積極努力介紹給部落的人。我當時負責排灣族的部分,常常跑到部落,希望讓部落了解這些資料是公開的,部落有權力可以使用這些資料,而且是在其他人之上。因為過去歷史的不平等因素,部落常常以為這些事情不是我們的,而是台大的,人類學的一些東西可能只在他們自己手上。我們希望讓大家了解到,經過數位化之後,這些東西是公開的。

我在這樣做的過程之中,幾次在獅子鄉遇到台博李子寧先生的團隊,也看到了可以進一步合作的方式,就是原民會當初發展的一個政策,叫做「大館帶小館」[1]。據我所知,希望我沒有講錯,台博也有主動規劃一些文物返鄉的活動。最近剛剛結束的是海端鄉布農文物館的文物返鄉活動。

那台大這邊,我們將文物從人類學舊系館搬到現在的地方,各位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有個人類學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獨立空間出來後,也和文學院爭取了一個會議室,常常辦特展,一年一檔。除了特展之外,人類系的老師,如做物質文化研究的胡家瑜老師,也跟不同的部落,因著部落的需求,像是小林村,利用博物館典藏的資料來進行技術上和記憶上的重建,不只是技術和藝術,還有社會記憶的重建。

各位可能知道上週有戲劇化的活動,去年有佳平,上週是望嘉部落的活動。戲劇化的活動外,我們其實有例行的年度特展,邀請部落來策展。我們看到原住民藏品相關的單位如台博有作一些跟部落接觸的工作,讓這些資源可以回到部落。但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典藏品如何可以成為部落資源的一部分,讓技術、藝術和記憶可以再連結起來?我們從從業者的一些文章,包含部落一些角度,可看到他可以發揮怎樣的效果。

去年鄭委員在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在一定年限內要成立。這裡帶出來國家的角度,以及在這個角度下,非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這裡提醒我們,博物館不只是文化傳承與記憶銜接的問題,還包含一個很大的部分,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的歷史正義的問題。博物館是可以發展歷史正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場域。我們知道博物館現在可以做的有這兩個層次。我非常期待今天這個場合,大家對這個議題也很關注。

再次感謝李子寧先生在觀念上的協助,也感謝各位的參加,謝謝相關主管與長官來參加。第一場活動的主持人是文化部文資司的新任司長,陳登欽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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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

 

主持人 / 陳登欽司長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

大家早,我是陳登欽,今天到文化部的文資司剛好滿三十天。我在之前有收到童老師籌辦團隊的邀請。我今天很清楚這場會議我被賦予主持人的任務的用意為何。我並非專業,但主持人不能跑,所以必須認真地注意聽完。

今天有非常多的講者要發表,我不多占用時間,先介紹研討會程序。每位老師十分鐘。各位應該對講者有所熟悉,就不多作深刻的介紹。蔡志偉教授在原住民跟國家法律這方面,投入非常非常多在關於原住民在國家體制內的法律面。王老師則是在博物館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關係上,研究透徹,也在北藝大創立博物館研究所。我在台博館時和王老師學了很多。鄭委員之前在原民會經歷非常多,包括文化和企劃、文教等,目前在立法院推動法條,持續關心博物館法等法律對原住民有何作為。李子寧是我的同事。我實際上在台博當過四年的秘書,對博物館的角色、館藏的知識其實來自李子寧的教導。在那四年內,台博就開始進行讓文物進到現場,不一定是返還,但是創造文物在現場的新意義。我自己是宜蘭人,宜蘭的泰雅館展覽台博的一些文物,給予泰雅館與當地人的接觸,得到當地人民的感動。博物館法是文資司所主管的一些業務,希望今天能夠在法制上能夠得到一些能夠如何作為的建議。那我先引言至此,可能我在這邊的經歷不夠,感謝主辦方給我這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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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 王嵩山教授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大家早安。很抱歉,手冊和ppt上都是空白,只能聽我講。在這個主題下我會從四個方面來說明:(1)從文物到文化回歸的歷史發展,涉及到不只是歷史正義還有文化正義,(2)文物到文化回歸的複雜性,這並非是一個單一的現象,而且還持續擴展,(3)整個回歸多樣化的模式,文物的性質、類別多樣,回歸模式自然是多樣的,(4)未來對文物回歸,我們該如何對待。

第一個方面,我想在論壇的手冊已經有提到,文物回歸的脈絡有其世界性。1970年代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過去沒有占很重要地位的文化遺產這個分類被創造出來。50年來,這強度越來越大。文化遺產從早期的有形的世界遺產,到無形文化遺產,進一步到世界記憶,關於紀錄、文獻的遺產,到最近發展水下考古的遺產,這四大層面,從1970年開始影響到整個世界。裡面影響最大的是無形文化遺產的推動,使我們開始去看見原住民族的物件到底具有怎樣的性質。物件在傳統社會、當代社會、原住民社會、漢人社會、在區域性的社會、到國家、世界的這個社會等,在不同脈絡之中有甚麼性質?引起重新思考。

在全球脈絡之下,全世界的文物回歸有些發展。台灣原住民文物回歸的議題,我認為應該往前推,不只是這幾年,過去的還我母語、還我土地、正名等全部和回歸有關。這些在無形文化遺產的脈絡中都是重要的,涉及重新理解原住民族所擁有、創造的思維。若不談這些面向,則文物回歸只會停在物件的擁有權等法律層次的問題,或社會關係如何調整。但如果將文物擺在無形文化的脈絡裡,那將會有不同面向,而不只是單純的回歸議題。從文物回歸的歷史來看,可能有個很重要的文化多樣性議題,必須加以處理。

我們把文物回歸的議題收攏,重新看待。我們發現文物回歸可能和人骨有關,從會議的手冊來看,像台大以前收的莫那魯道的遺骨回山上去歸葬,是一個面向。另外一個和人骨不太一樣的是宗教文物,以及不是與宗教連結,是與政治經濟生活連結在一起的,被不同社會加以定義為古物的,或在藝術史上面被定義成藝術的物件,有些被定義為工藝的一些面向,或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工藝品。這些幾乎都被擺進了UNESCO定義的文化遺產分類裡面。所以議題並不只是讓古物回到部落或家族而已,將來有了國家原住民博物館以後,可能需以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角度重新去思考,甚麼是文化遺產。原住民的文化資產法規必須重新修訂,其中也會涉及今天討論的文物回歸。

因為文化的複雜性,面對過去的遺留,必須有文化多樣性的意識帶入。我們可以在複雜的面相裡看到回歸有其文化多樣性的模式,牽涉到倫理,還有政治,涉及法律制度如何去界定物的擁有權力,有怎樣的方法可以處理複製。有文化的面向,也有學者在知識上思考文物的討論。還有經濟的面向。既有的文物進入當代社會會有些變化,因為之間的時代差距。綜合來說,倫理、政治、法治、學術、經濟的討論有非常多不同的考慮,但必須回歸到我們如何面對文化遺物或文物。

第三,回歸的多樣性,不同面相有不同討論重點。最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回歸?人類學的研究有告訴我們一些事,特別是南島語族的研究。曾經有個人類學家Maurice Godelier被賦予要規畫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中間便因為物件的性質意義界定引起爭議,而換了一個美學家來規劃。「民族」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的差別非常巨大,而我們可能將來會碰到。在前述這個原初藝術博物館的案例中,Godelier看到物件,思考物件在博物館中如何扮演有文化意圖、衝擊社會的角色,所以他在《人類學的根基》這本書中,討論人類學研究應從過去的親屬跟經濟轉向政治與宗教。他在書中也重新思考文物在博物館中扮演的角色,把可交換物件、禮物、傳家寶等類別做區分,開展對物的研究的一個視野。這個視野讓我們看到未來對物的研究,可能更需要去了解文化所定義的物件,這樣有利於思考如何歸還。

回歸雖然是個必須進行的行為,但如何回歸的爭議很大,而文化在其中有個角色。四百多個毛利文面頭顱回到紐西蘭,暫時放在紐西蘭博物館,但之後要回去那裏還不知道,因為頭骨可能是敵人、家人、奴隸的[2]。因為這些物的文化性質,所以不能單純的直接歸還。重視依文化而定義的物的觀點,對建構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是必要的。我們同時也該思考具獨特社會文化意義的族群博物館,在未來聯繫物的歸還上可能也會扮演一個角色,面對文化界定的物件,我們可以用怎麼樣的博物館技術,來從文化內部學習。最後,除了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具獨特社會文化意義的族群博物館也該出現,並且發展出具有文化意識的技術來處理主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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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 鄭天財委員 (立法院)  (11/7校正修改)

大家好。因為過去在台灣省政府服務,那時候就開始規劃各族群的文物館,當時的九族都有規劃興建,除了蘭嶼達悟雅美族,當初雖有補助經費,然而蘭嶼各部落對於興建地點沒有共識,所以這個補助款還是收回繳庫。當初規劃各族群文物館最主要的考量,是讓各個族群有自己的文物館,故由縣興建縣級原住民族文化館、鄉鎮則是該族群文物館。我學的是法律,文物館、文化館我並不是太專業,但我知道要去推動原住民族文物藏館。

精省後,我到了中央原民會服務,那時侯開始檢討蚊子館的議題。感謝陳其南政務委員支持活化文物館,這些館的活化需要經費,所以中央原民會編經費推動活化。預算很重要,畢竟館需要設施、人力、典藏。因為這並非我的專業,而且教育文化處裡面也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人力,所以當時找了專業團隊輔導,規劃策展、經營、收集文物等各方面的教育訓練,因此而有了「大館帶小館」的計畫,讓大館的文物回到原鄉,把蚊子館活化起來。

在精省時期,省原民會及中央原民會都是建議將台博館(當時的台灣省博物館),移撥給中央原民會,但後來沒成。隨著我離開行政部門到了立法院,我就在想,應如何有一個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3]

我在2012年開始數度質詢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龍應台,討論為何沒有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當時策略性、試探點名史前博物館轉型原住民族博物館,我不質詢中央原民會,因為即便中央原民會提了案子,也會被其他部會質疑可行性;文建會龍主委當時一口答應,過半年後再次質詢,他才知道困難性,開會後不同意讓史前館轉型,所以我進而順勢轉而要求「興建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並開始針對行政院長質詢。前行政院長江宜樺頗為支持,認為的確要有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然而他想的還是史前博物館轉型。2013年再接連質詢行政院,行政院排除了史前博物館轉型的可能性,並責成中央原民會研議「興建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中長程計畫」。雖然行政院已經這樣同意,但相關部會依然在討論其可行性,研考會、國發會等都是這樣的態度,甚至要求中央原民會盤點台灣的原住民文物在中央、地方及民間的典藏詳細狀況,不斷提出很多的難題。(然而當初國家人權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等館舍的設立,皆未被如此要求。)

談到這個我先講一個,我擔任中央原民會教育文化處處長的時候,曾和北投文物館館長李莎莉討論,辦一個全台原住民族文物展,涵蓋食衣住行,進而藉此去了解全台藏有的原住民族文物的館,但過一陣子後李莎莉說有困難(因為各中央典藏原住民族文物的博物館,皆不同意)。當時希望能做個完整的圖錄,以知道在各政府機關或民間到底有多少文物。

結果幾年後(2013年),國發會就要求中央原民會盤點,想知道是不是有興建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的必要性。我那時詢問國發會,其他館在興建時有這個要求嗎?何況行政院長都已決定了。

當時我為此開了許多次「籌設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協調會」並作了多方協調,因此在博物館法制定的過程當中,增加了一條條文,博物館法第六條:「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這條條文當初在審查時,被人事行政總處反對,其理由認為博物館法這種「作用法」不是規定組織設定的組織法,不能如此定,然而我說服了很多立委同仁[4],便如此定案。105年2月17日,行政院已同意「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興建先期推動計畫」,並評估選址地點為鶯歌,政黨輪替後,中央原民會重新辦理選址作業中。

博物館法在制定的時候,我在思考是否為俾利館際文物整合及研究、採集、整理、編緝、典藏、展示、教育及推廣原住民族相關文獻及歷史文物,而一併透過立法併將原住民族博物館獲取財源、統整蒐集全臺原住民族文物的部分訂定進去,然而因擔憂此部分因仍有爭議更待諸多的討論,恐影響設立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條文的進程,因此我就先推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立。

在此感謝台大原民中心的幫忙,用心辦了這個研討會。專家學者及與會來賓的討論對於未來在推動或立法上,都十分有助於原住民族文物歸屬等議題的討論,大家還需要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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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 蔡志偉 Awi Mona副教授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針對今天的主題,我一直在想要以那個角度切,畢竟博物館也好,文化資產也好,都不是我的專業。我今天想從法律方面進行討論。

第一個,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原住民的文化為何會被收集和展示?在法的想法來說,我們通常不會想要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占為己有,但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我們為何會以佔有的方式來表現?從國家和原住民族互動的歷史來看,從台灣或其他國家的案例都可看出,原住民族的法人格,從一開始就是被否定的。所以在日本時期有個法律學者叫岡松森太郎,他當時的原住民族法律見解提到,「生番」在社會學上或許可以當成人類,但在國際法上可以被視為動物。對日本政府而言,他們在占領台灣的階段並不認為生番可以取得日本帝國臣民的地位,甚至不是法律上的個人,只是帝國境內生存的動物。由於日本統治當局必須對其行為負責,所以認為日本政府的統治力可以及於生番。

這樣對於原住民族的法人格的討論,其實會影響到我們,不只是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是長遠的常民生活當中,去看待原住民族這樣一個群體,以及他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或生活內容。這個會影響到,我們過去常將原民文化當成具強大公共性,或落入公共領域被管理的項目或內容。但另外一個角度是,文化其實有非常大的一種公共領域性。比如說,我們看另外一個規範文化非常重要的法律,叫著作權法。著作權法第一條有提到保障著作權人,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調節社會公共利益還有促進國家文化發展。所以以文化內容來說,他最終要以充實社會的文化發展作為最主要的目標,即便我們在某個階段必須給予私權上的保障,但是他最終必須回歸到社會的公共性而被近用。

若這個前提成立,我們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文化是否也應該掉入到這個公共領域裡面去?即便給予一個權利的保障,在之後是否也應該進入公共領域?我們可以跟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作一個有趣的比較[5]。條例第一條提到,我們要保障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創作,目的是促進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對比著作權法,主體性就不一樣。著作權法保障國家社會文化發展,原創條例是為了促進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在這裡面可以說,在法律上,原住民族的公共領域和大眾的社會領域應該要做一些區隔。

那原因其實,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因為過去的原住民文化缺乏一種法律上的支持,讓他們在主體性的建構上極度缺乏,所以我們會需要從社會大眾的公共性中劃出屬於原住民族的公共性。如果這樣的想法可以被接受,我們可以進入另外一個思考。我們到今天有了原住民族基本法,這些法律的目的和存在的價值是什麼?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從憲法的內涵再去詮釋。憲法在增修時增加了第十條第十一項與第十二項,這兩個條文要放在一起看,第十一項說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第十二項是原住民族條款[6]。從結構來說,我們要完成憲法保障的多元文化,前提是必須讓原住民族文化能完整的被實現,如此則憲法設定的多元文化價值才能被完成。

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文物歸還的議題之下,有個大的概念是要重建原住民族作為一個文化或政治實體。我們提到文物歸還時大多會提到美國的《美國原住民族墓葬保護和歸還法案》(NAGPRA)[7]。其中有幾個重要的概念。此法律所規範的請求方主要涉及到三個不同的群體,一個是原住民族直系的後裔、另外一個是印第安部落、再來是夏威夷的原住民族組織NHO。請求的客體是以culture item為主,包含遺骸、殯葬物、聖物、文化遺產。比較特別的是,在這個法規裡規範的相對方,其實是以聯邦機關和博物館為主,比較不牽涉私人收藏。

這個議題如果從法律的觀點去看的話,會比較複雜。私人的蒐藏把它建立成財產權的時候,財產權會有時序發展的關係,如果要以回溯性的方式去歸還或徵收,讓他脫離原本的財產狀態,就是要更改財產發生的時序,這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法律條件,需要建立起一套論述,才能進行討論。那這可以回應到剛剛王老師和大家提到,博物館有一個很大的歷史正義的角度去討論他。如果我們今天要討論文物歸還,應該先分成公部門與私有這兩個領域來談。如果是私有的部分,可能不能直接用現有法律條文來改變財產的歸屬,而是必須以更大的歷史正義、轉型正義角度來思考。

對於公部門來講的話,加拿大發展的案例中有兩個我覺得值得一提的點。如2001年時加拿大歷史博物館制定了一個文物歸還的政策,這個政策是由加拿大的第一民族議會和博物館協會一起擬定出來。在文物歸還的形式當中,包含了所謂的聖物計畫(sacred material project),必須有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與跟諮詢過程,讓原住民族去參與如何定義、理解、解釋和原住民文化相關的博物館藏文物,也就是讓原住民族參與了登錄與記錄的過程,然後再透過協商,妥當的處理歸還。另外一個是用條約的形式,在British Columbia其實已經有我們可以去參考的[8]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先前在幾位老師的幫忙下有去協助文資局草擬原住民文化資產保護的一些辦法。這辦法並沒有處理到文物返還,但我想從我們當初草擬的一些思維提出一些意見和大家分享。從法律的觀點,我們今天之所以會討論到原住民族文物的管領權,從國際上來說,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當然是很重要的參考規範架構[9]。其中11條1項提到,「原住民族有權信守和振興其文化傳統與習俗,有權保留、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形式。」31條更進一步說,「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掌管、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從這兩條強調的基本價值來看,我們在保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想法下,一直要強調的是原住民族部落的參與和管理,這兩項應該回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的保存、掌管、保護和發展上。但我的個人感覺,不少學者對於當代原住民族的參與跟管理能力持保留態度,似乎要重新建立信任關係,才能把這件事導向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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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 李子寧副研究員 (國立臺灣博物館)

我想談談文物的流動。不只在臺灣的博物館,而是世界上我觀察到博物館文物流動的趨勢。我們把時間放久一點。有人說21世紀是第二個博物館的世紀。第一個世紀是一百年前。比較起來文物流動的方向,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有人說是人類學博物館入藏的黃金時代,大量的文物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從部落流入都會區博物館。反過來說,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可說是文物歸還的黃金時期,在上個世紀流入博物館的文物也正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回到源出的部落。很多博物館,包含我的同事們都把這種趨勢當成是博物館的末日,東西都被拿光了,博物館還有工作嗎?後來才發現救贖之道也存在其中。

我舉個例子,祕魯的世界七大奇觀,印加帝國的遺址馬丘比丘,1911年被耶魯大學考古隊發現時轟動了世界,挖了幾千件文物回去,到了2011年,耶魯大學把這些東西全部還給秘魯政府。多年來祕魯政府要了很多次都沒有成,是和歐巴馬說了以後,終於在2011年歸還。所以對博物館界而言,上個世紀的重大事件是發現,這個世紀則是歸還。歸還不只是對博物館界有意義,博物館、大學、研究機構的物質文化收藏在倫理和理論層次上都有所轉變,本來博物館不見得跟研究方向直接相關,歸還的方向反而為這些藏品找到歸屬感,在某些案例中,歸返更提供了很多博物館工作機會,因為要進行歸還需進行調查。

就我所知,文物歸還造成博物館蛻變,文物本身也會質變。我參加過多次文物回鄉,我的感觸是,我們以前習慣將文物當成標本,一個學術的材料,與文化有關,但不直接等同於文化。但在文物回鄉時,文物變成文化遺產,被部落的人當成文化、傳統的代表,這種轉變很有意思。另一方面,文物的所有權也變得更有爭議,當你把文物視為傳統或文化時,誰該擁有的爭議又因此產生了。這是我看到文物歸還的一個趨勢效應。

今天沒太多時間來談談台灣博物館界的返還現象,簡言之台灣目前缺乏像NAGPRA的法律架構的來討論或進行實質歸還。但雖然缺乏這個架構,我看到台灣的人類學博物館仍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式,如台大的結婚或結拜模式、台博的文物回鄉模式,在座的科博館、史前館甚至順益博物館也都各自發展出與地方部落或社區合作的模式,某種程度產生歸還性的交流,即便非實質上的歸返。

因此,我以為我們未來應該有兩個關鍵性的議題應該要思考。一,台灣是否要發展出像NAGPRA的法律架構,以進行實質歸還。當然NAGPRA有其背景,那台灣適不適合?歸還要還給誰,像是還給望嘉部落、來義鄉公所的文物館、國立原住民博物館還是屏東縣原民處的博物館?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另一個議題是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在文物歸還上該扮演怎麼樣的角色?鄭委員的想法似乎是希望將公立博物館的原住民文物移到國立原住民博物館,但這是真的歸還嗎?像獅子鄉博物館可能希望有些大龜文的文物可以回到文物館,而不是另外一個國立博物館,即使這是個原住民博物館。因此文物要歸還到那裏呢?到地方手上?還是回到地方文物館?台灣眾多博物館和國立原住民博物館應該如何的分工?也是我們該思考的。不管文物去哪裡,看來博物館這種制度不會消失,這個特殊的制度該如何跟原住民族相處,這是下一場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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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陳登欽司長

我們太認真了,把茶敘時間用完。我替李子寧說一些話,身在國內藏品最多的博物館,說這些話也有些壓力。文物返還,如果東西都還光了,意義在那裏?但返還的過程會有意義,雖然錢沒有變多,但是工作有變多,也算是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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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 「大館帶小館」計畫簡介可參考李子寧先生的〈台灣博物館 文物返鄉賦予文物新生命〉(2014)一文。

[2] 此案例可參考杜麗琴小姐的碩士論文《祖靈、敵人與藝術品:Toi moko的回歸與連結的重建》(2016),或台大原民中心「原住民族與博物館」系列講座中,邀請杜麗琴小姐談「Toi moko毛利文面頭顱的多重意義與文物返還」的演講錄影。

[3] 綜觀當時臺灣的國家級博物館,總統府、行政院下各有二、文化部下有九、教育部下有六、交通部及國防部下各一,然而獨缺原住民族國家級的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人權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郵政博物館、國軍歷史文物館。)

[4] 「蒐藏、保存、研究文獻、歷史與文物」本為博物館法之目的與宗旨,為顧及多元文化及族群平等,且考量全台現今21座國家級博物館,獨缺原住民族國家級博物館─特將原住民族博物館特訂定於作用法中,藉以強化原住民族博物館「應為」國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的法源依據。

[5]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全文

[6]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第十條

[7] 《美國原住民族墓葬保護和歸還法案》簡介

[8] 此案例或可參考 https://www.royalbcmuseum.bc.ca/return-cultural-objects

[9]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