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提升臺灣「族群研究」的學術與實踐能量,從國際視野進行南島與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本年度邀請劍橋大學學者烏•額•寶力格(Uradyn E. Bulag)進行三場演講,探討當代族群、國族、觀光與環境議題,並且分享學術研究之社會實踐方式。

烏•額•寶力格(Uradyn E. Bulag),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紐約大學,現任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國際蒙古學協會副會長。著有蒙古研究三部曲: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2010)(本書獲2011年度國際亞洲研究著作獎)、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1998)與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2002)。他近期研究的重點是蒙古帝國遺產的分享;同時繼續關注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化議題。

演講側記

5/3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場

講題【Environmental Geopolitics in Inner Mongolia: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紀錄人:黃立元(臺大人類所碩士生)

這場演講,希望可以給大家對內蒙古有一個新的啟發與認識。跟蒙古有關時,往往用「風暴」的隱喻去框定。想像蒙古時往往用氣候語言,例如風暴。事實上,氣候與蒙古人的關係,不只是隱喻(metaphor),而是實在的關係。氣候是連接蒙古人與外界的關鍵因素。以往研究氣候,往往是放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一群人「適應」了一個環境,人與自然「和諧」,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因此一個民族也是環境的,環境養育了文化。舉例來說,王力雄的《天葬》。當時,西藏議題在國際上很火熱,但作者的觀點是,把地理、氣候拉進來,西藏人適應了高原氣候,但漢人是低地人,去西藏會無法適應高山反應。因此中國政府給去西藏的漢人很多補助,因為覺得會短壽。在這樣的框架,人是一種「環境的」(environmental)人。
但是這樣的思考,往往是假設人有所謂的邊界(boundary)。這樣的想法,跟民族國家很類似。然而,蒙古人是遊牧人、移動的,具有跨越界線的特徵,不滿足於自身的草場。換句話說,當我們用nation-state、定居民族去看待問題時,視野就容易受限。遊牧民族經常與鄰國互動,因此衝突是常態而不是罕見的現象。因此,地緣政治(geopolitics),是遊牧人的常態。這是與定居民族的巨大差異──即跨越界線的經常性與否。當代很多人思考環境時,都用「地緣政治」的觀點,看待內蒙古的環境問題時,也應該放在「不斷跨界」的觀點,而不應該用nation的觀點去切入。這並非一個非常遙遠的故事。
當我們想像環境時,往往想的是:氣候變遷、資源枯竭、荒漠化、「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連節與合作(Inter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最近十分熱門的人類世(Anthropocene)。在過去的說法,人「適應」了環境、人受到環境的影響。人類世提升、肯認了人的影響力,新的本體論觀點,超越地球的思維。尚未有共識的問題是,人是什麼時候對全球環境有重大影響?蒙古與氣候、環境、地緣政治等等的關聯,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個研究上的全新景象。氣候變遷與蒙古人的突然崛起(sudden rise)可能有很大的關係。雖然這樣的研究角度到1974才出現。13世紀時,整個北亞氣溫下降5-8度,蒙古高原不適人居,出現資源爭奪,這樣的過中需要一個新的領袖出現,所以蒙古可以短時間內迅速組織起來,並對外征戰。。這篇文章出來之後,學界無太大關注,主因是當時的氛圍並不重視環境,更別說是跨學科的環境史。近期相關討論重燃,2014年有篇文章對1974年那篇提出質疑,因為他發現新的證據,透過研究樹的年輪。蒙古有公元五世紀的古樹,可測量當時的氣候狀態。12世紀末,內亞地區寒冷,但13世紀初開始回暖。文章結論是,好的環境、生態,有利於人群組織,所以會開始往外征服。
讀到這邊,我的疑惑則是,為何在資源充足的時候還要往外征服?或許是因為遊牧本身的依賴性,必須依賴外界?蒙古人、遊牧人必須與鄰國(尤其是農業定居)進行貿易,這相對於農耕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不願貿易。遊牧人是一種「需求」,因為其經濟、社會組織等原因,必須往外進行貿易與爭戰。並非說是往外征戰是源自於蒙古人的「獸性」。宋朝之所以敗給蒙古,是因為本身內部的腐敗,而非蒙古人特別強大。有其他研究將成吉思汗與氣候變遷連結,指出蒙古征服時期,二氧化碳排放變少,這樣我們會得到很荒謬的結論,亦即殺很多人是對的,因為人有危害環境的原罪。我認為這樣的說法,其根據往往是誇大的,蒙古人殺的人的數量,不至於影響全球氣候。
我們接下來看蒙古的沙塵暴,這是真正與「風暴」(隱喻)有關的當代現象。1989年,鄧小平提出「綠色長城」,想要解決沙塵暴。現在北京人開始懷念沙塵暴:因為風吹沙塵暴,可以吹走北京的霧霾。當代中國漢人對蒙古侵略有種新型態鄉愁,認為蒙古過去的侵略(以「蒙古狼」當作象徵)可以砥礪漢人強健的肉體,但是蒙古狼被撲滅之後,中國人就安逸了,所以現今沒有能力對抗日本、美國等。所以說,死去的蒙古人是最可愛的蒙古人。我想用提出德勒茲與瓜塔里的領域化、去領域化、再領域化來討論這個問題。從蒙古反殖民的現代性論述來看,20世紀開始出現相關論述。這裡有一系列的歷史變化,遊牧是蒙古對自身的認同,遊農則是蒙古認為漢人的認同。這個漢人採取的形態是對環境有最大危害的,是荒漠化(desertification)的主因,蒙古的黑土層很淺。社會主義時期提出的蒙古環境論述(socialist Mongolian environmentalism),譬如烏蘭夫的論點:經濟基礎(用農業去全面改造蒙古的牧業,也不利國家統一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著重語言的相互學習,以利更好的國家統一與團結);停止對內蒙古的「新疆化」。1963年,牧業學「烏審召」,所有的牧業地區(內蒙、新疆…)都要向烏審召同志學習。再來就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後果,草場家庭承包制/市場化。碎片化、沙化、沙塵暴。1990s 開始禁牧、生態移民、蒙古人城市化。南豬開始北調,「風吹草地不再見牛羊,而是豬場」。
簡單做個結論。對內蒙環境地緣政治的中國(漢)取徑,注意內蒙古在地理上的propensity,是地勢高、上風處。而新的環境論述正在形成,儘管還是所謂的「內蒙古自治區」,但是其實內在已經被掏空。地勢高、上風處。「中原」的氣候與內蒙古地區的環境相關,當中原想指責內蒙時,是在指責誰?(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的nation的區別)。蒙古學的研究難度高,它曾經佔領多區域,語言上的挑戰大。蒙古是首次全球化的締造者、最大的帝國,值得更多關注。